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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类似于一种由公民提起的具体规范审查程序。

[8]胡建淼、王银江：现代行政视野中的事实行为，《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33页。[91]同时，行政事实行为也不限于外部性，比如记录和收银、现金审计、打扫办公楼等。

关键词:  行政事实行为。有关行政事实行为的讨论也就转化为能否对行政事实行为提起诉讼，即事实行为与行政处理的区别问题。[122]非行政处理的行政法上意思表示中比较特别的是承诺(Zusage)。[3] 目前，我国学者对行政事实行为的定义可以分为以下四种：[4] 1.法律效力说。[126] (3)确认行为并非准法律行为。

行政事实行为再次引起关注是1980年代非正式行政行为(informelles oder informales Verwaltungshandeln)概念的提出。[46](2015)徐行终字第00098号。[39] 关于我国国家行为的范围，上述三部法律作了完全相同的规定：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

(2)国家行为需要保密，而司法程序要求公开，这样就可能造成泄密，导致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国家行为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家有关监督机关要担负起宪法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健全监督机制和程序，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2004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内还设立了法规备案审查工作室，作为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合宪性审查和合法性审查的专门机构。

如果逐级向上级法院提请，并最终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则可能出现上级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法律规范合乎宪法而不向上级法院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审查的情况。3.法国型之宪法委员会审查制下的穷尽法律救济 因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法院扮演了阻碍革命进程的角色，[29]在这一背景下，由制宪会议于1790年8月16—23日制定的《司法组织法》第13条明确规定：司法职能与行政职能不同，现在和将来永远分离，法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行政机关的活动，也不能因其职务上的原因，将行政官员传唤到庭，违者以渎职罪论。

《法国宪法》第61条规定，各项组织法在颁布以前，议会两院规章在执行以前必须事先提交宪法委员会审查，由宪法委员会宣布是否符合宪法。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萧翰和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何海波五人也以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第71条的规定，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对孙志刚案以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进行调查。(2)1990年4月4日由全国人大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条第3款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适用法律作出裁判，即为当事人提供了法律救济，当事人的法律权利获得保护，案件宣告结束。

而案件当事人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及社会组织、个人都无权就某项法律是否违反宪法提出审查请求。法院可以基于自身审理案件的必要，对规章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操作的层面看，有以下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第一，关于国防和外交行为。其主要原因在于，作为合宪性审查的前置程序，设计了一系列过滤机制，规定了启动合宪性审查的一系列要件。

在此情形下，法律规范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实际上构成了案件审理的先决问题。[27]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许安标在2017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所言，有没有公开撤销的案例？应该说目前还没有。

依据此款之规定，中央国家机关中除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家主席之外的国家机关都有提出合宪性审查要求、启动合宪性审查的资格。此外，还有其他类似的以公民身份建议启动合宪性审查的案例。

因此，由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也实际上是具体负责批准、备案工作的法制工作委员会及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在批准、备案过程中，主动启动对法规规章的合宪性审查，完全是符合逻辑的。[44]对外交行为的范围，学者的认识比较一致，一般认为与外国建交、断交、签订条约、公约、协定、承认外国政府、领土的合并、割让，对外贸易的重大决策等。即赋予案件当事人和审理案件的法院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的主体资格，其理念与德国的具体案件审查是相同的。(3)依据宪法的原则、精神和理念。按照范围的大小依次是：(1)认为统治行为仅限于涉及国家整体命运的重要事项(如关于国防及外交的重要事项)。[45]姜明安：《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27页。

但这些公民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启动合宪性审查之后，似泥牛入海毫无消息。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全国人大常委会只对法律文件的合宪性进行审查，而并不审理具体案件。(4)依据宪法的规范内涵。

在众所周知的孙志刚案中，3位博士和5位教授依据《立法法》99条第2款的规定以公民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启动合宪性审查。如在2015年上半年发现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1月30日公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存在明显与法律规定不一致的问题，经沟通督促，最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宪法》132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检察机关。公民个人在法律诉讼过程中，有权向宪法委员会就案件适用的法律的合宪性向法院提出异议，再由审理案件的法院作出判断：如果法院认为该法律存在违宪的可能时，裁定诉讼中止，就法律的合宪性争议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审查请求，在宪法委员会就争议的法律的合宪性作出决定之后，再恢复诉讼，作出法律裁判。

甚至可以说，宪法序言这一规定是否具有法律意义，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实践中，公权力行使的形态主要有两种，即直接依据宪法制定法律规范和直接依据宪法作出具体行为。

[34]国家行为不受司法审查是基于主权高于一切原则确立的。[6]2003年，在孙志刚事件发生后，三位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的、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的俞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滕彪和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的许志永以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

建议对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的有66件，占5.5%。上述以外的其他法律在颁布以前，如发生争议或有异议时，可由共和国总统、总理、议会两院中任何一院的议长，或由60名国民议会议员，或由60名参议院议员提交宪法委员会进行审查。

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同时也考虑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文件审查能力的承受力，依照我国诉讼法上关于诉讼时效的一般规定，以及宪法法院审查制国家的做法，以规定在国家机关作出法律救济决定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的期限为宜。[30]《行政复议条例》对国家行为作出了类似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后《行政复议法》予以取消。在合宪性审查机关撤销该法律之前，该法律是合宪有效的。1.主动启动合宪性审查 依据上述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提交备案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司法解释可以主动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

只有在以下三种情况下，才需要提请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进行合宪性审查：(1)案件的当事人向法院提出合宪性异议，法院同意当事人的异议。故此，法国开设立专门的行政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判断行政权合法性之先河。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二十)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

[34]姜明安：《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如果此类下位法明显违反上位法的情形，法院均必须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判断，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必然不堪重负。